根据历史记载，我国枸杞产地可分为三个地区：一是甘肃省的张掖（古称甘州）一带，产品称“甘枸杞”；二是宁夏的中宁、中卫地区，产品称“西枸杞”；三是天津地区，据说是在清代庚子年间从宁夏引种发展起来的，称“津枸杞”；再加上后来的新疆的“古城子枸杞”，前三处以“西枸杞”品质最优。北宋科学家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中记载：枸杞，陕西极边生者……甘美异于他处者，他指的“极边”可能就是现在的中宁、中卫一带。

《中国药典》1977年版认定宁夏枸杞为正品，认定津枸杞就是宁夏枸杞。据研究，产于甘州的枸杞为土库曼枸杞，而路安民等认为土库曼枸杞就是新疆枸杞。以前新疆的北疆也产枸杞，商品名叫古城子枸杞，就是说甘州枸杞就是新疆枸杞。据《宁夏地方志》记载，中卫、灵武、平罗、青铜峡、盐池、同心、固原、海原等地都有枸杞分布。明朝嘉靖《宁夏新志》中，物产部分就有“枸杞”记载，距今438年。清朝宁夏《中卫县志》中有“枸杞宁安一带家种杞园，各省入药甘枸杞皆宁产也”的记述，距今217年。又据《朔方道志》记载：“枸杞宁安堡产者佳”。可见宁夏地区枸杞不仅栽培历史悠久，而且产品质量好，早已畅销全国遍地。

宁夏枸杞栽培历史始于何时，尚无确切文献记载。夏商以来，宁夏是少数民族的游牧地，战国后期，秦昭王攻灭义渠戎国，以其地置陇西、北地、上郡后，宁夏南部逐渐变成稳定的旱作农业区，秦始皇统一六国后，在宁夏平原设县筑城，构筑要塞，并并移民开发，将必须的劳动工具配发给戍卒和百姓用于农业生产。移民来到宁夏后获得土地，开垦荒地，兴修水利，种植五谷，饲养牲畜，兴建家园，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成功的经验传播到西北边陲，宁夏平原农业生产得以开发和繁荣。

西汉初年，汉文帝“诏书数下，岁劝民种树”，号召百姓栽桑种果，发展经济林木。汉景帝时，“令郡国务劝农桑，益种树，可得衣食物”，将发展林业与农业生产置于同等地位，大加倡导。西汉末年，王莽还颁布强制性命令，凡城郭中宅不树艺者为不毛，凡宅旁空地不“种树果木及菜蔬”者，将出“三夫之布”，植树成为百姓必须完成的任务。

东汉末年至魏晋以来，由于长期战乱，使“河洛丘虚，函夏萧条，并堙木刊，阡陌夷灭”，不仅社会经济遭到彻底摧残，而且生态环境也受到严重破坏，秦汉时期栽种的林木被砍伐殆尽，植树造林陷于停顿状态。可能也包括枸杞树种在内。

西夏立国长达190年（公元1038～1227年）。如果从拓跋思恭于唐朝末年割据夏州时算起，则长达340多年。西夏时期，园艺事业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。西夏政府鼓励百姓“于屋地旁边建园地苗圃”，栽植果树，从事园艺经营。为了保证经营者的合法权益，政府立法时，在“群盗门”、“分用私地宅门”、“草查重讼门”、“园艺苗圃灌溉法门”中，不仅对园艺建设管理、灌溉方法做了明确规定，而且对公用地界中的野果的归属及采摘分配、因地权变更导致果树归属纠纷等问题的处理也有法可依，同时，还明确规定，对“抽拿”他人“蔬菜、木植、瓜、树果”者，要进行处罚，合伙抽拿者，按强盗罪论处，生产经营已纳入法制管理。
黄河流域是中国枣树的主要栽培地区。西夏时，引黄灌区枣树种植比较普遍。“北国枣树好，布叶成重阴”，以栽植枣树为主的果园已经形成，生产经营已向专业化方向发展。桃、李、杏等果树也有发展，“桃果李果满街”，种植也已形成规模。适宜北方地区生长的胡桃、蒲桃、樱桃、林檎、葡萄、梨、枸杞和青果（西夏文音译）等品种已经齐全。

宁夏引黄灌区是西夏的政治经济中心。土地肥沃，灌溉便利，蔬菜瓜果生产条件优越。都城兴庆府（今宁夏银川市）地处西夏中心，五方辐辏，交通便利，人口稠密，商贾云集，消费水平较高，是西夏的第一大商业都会和贸易中心。随着社会对水果蔬菜需求的不断增加，“园林谷果”成为生产经营中必不可少的内容。为了增加收入，各族百姓将栽植果树蔬菜作为日常生活的必要补充，富裕人家也普遍兴建园林，甚至有人“独善住树园”，专门从事园艺经营，就连皇族贵胄亦将发展园艺作为聚财的手段。绍兴二十六年（1156），晋王察哥去世，留有“园宅数处，皆攘之民间者”。皇家园林中也有绿树花果杂错其间，一度出现“丛林果木皆增盛”的繁荣景象，园艺事业空前发展。

西夏时期应是宁夏枸杞生产发展的主要时期，元灭西夏之后西夏的农业生产受到很大摧残，特别是园艺业更趋衰败。元代只修纂了宋、辽、金三朝的历史，而没有修西夏的专史，以致西夏的史料散失殆尽，影响了人们对这段历史的了解。明朝建立后，洪武五年，朱元璋废宁夏府，弃河套而不守，尽徒其人于陕西，从而使宁夏平原城邑丘墟、人烟断绝、田畴荒芜、水利毁坏，农业生产彻底中断，成为西夏末年至元初以来又一短暂空白期。洪武十二年，河州卫指挥使宁正“兼领宁夏卫事，修筑汉、唐渠，引河水灌田，开发数万顷，兵食饶足”，中断5年之久的灌溉农业初步恢复。永乐年间，宁夏边备振举，夷虏不敢侵犯，宁夏驻军屯田，形成规模。